叶跃武评《影子与水文》：抄本文化和文学的言说性

《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田晓菲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240页，68.00元

经由一代又一代人的钻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积累下大量灼见，但同时也形成不少固见。后来者的研究，一方面是提出新知，填补清闲；另一方面也需要破除固见，更新看法。田晓菲教授的《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即是集这两方面于一身的学术文集。这部被收录于《外洋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中的著作辑录了十一篇文章，研究工具上自汉魏，下迄晚清，视野宏阔。全书内容集中在两方面：抄本文化和文学的“言说性”。这两者看似相去甚远，一属文献学，一属文学，实在有着内在一致性，即都落归于文本的解读与文学史的反思。其深层的问题意识是：哪些因素在影响我们对古代文本的阐释，以及对古代文学史的构建？我们若何才气更好地进入古代文学天下？这种追问贯串全书。以是本书虽为选集，却不缺主线。

抄本文化研究部门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思索文学史的问题，或者说，是试图把文学史的问题还原到文献学层面。作者从誊录行为入手，探讨这种行为与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庞大谈判，进而指出它们深刻影响后人对响应时段文学文本的解读以及文学史的构建。这一部门包罗六篇文章：《重造历史：三国文化地貌之吴蜀视角》通过挖掘被“尺度的中国文学史”所忽略的吴国和蜀国的文化生产，为熟悉三国文化疆土提供另一种视角。作者还由此提出，作为中古文学史常见征象的文本遗失自己，也应该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一部门。《芳帙青简，绿字柏熏：六朝与初唐物质文化的一个侧面》展现了六朝文本的物质性，并以《玉台新咏》《文选》和《艺文类聚》等文本载体为例，指出后人基于差别文本泉源，会对同一个时代的文学形象（例如建安文学），发生相去甚远的明白。《陶渊明的书架和萧纲的医学眼光：中古的阅读与阅读中古》指出中古文人接纳誊录的方式来阅读以及这种方式对文本变异的影响，进而主张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阅读中古文本。《诸子的黄昏：中国中古时代的子书》从誊写形式探讨子书在中古衰落的历程和缘故原由。《〈玉台新咏〉与中古文学的历史主义解读》讨论先唐文本在差别文本载体中的差别形态若何与作者归属、作品的异文选择和作品诠释互为表里，成为文学史叙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错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以初唐诗人王绩的别集为个案，剖析后世编选者的审美意见意义若何影响文学史研究者对一个作家的认知和构建。从上述文章可见，誊录行为、文本的物质性、编选者的主观偏好和所处社会的文化风俗等等，不仅导致了种种异于原本的征象，也成为塑造文本阐释框架和文学史面目的气力。抄本文化研究源于西方文化传统，有着差别于中国文献学的研究理路。作者的这几篇文章，一方面弥补和更新了传统文献学研究范式，另一方面，某种水平上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拓展。基于抄本文化对文学史的深刻影响，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中古研究领域，文学研究和文献研究不应该离开。”这样，就应当进入文本那时的文本生态和历史语境，秉持一种历史主义的阅读方式。这些年，抄本文化研究在中国内地日趋郁勃，参与者日众。作者这些文章及其早期的专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等，有力地推动这股民风的兴起。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

作者在注重文献学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学之以是作为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性。余下五篇文章的旨趣，就可大致归于作者所说的“文学的言说性”，简朴地说，即文学语言若何显示人生履历。例如《楼上女：〈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从表演性和抒情性的角度，甚至语言学的角度，说明古诗十九首的隐晦性显示方式——隐性诗学，从而回覆该组诗为何能引起读者强烈共识这个千古难题。《庾信的“影象宫殿”：中国宫廷诗歌的创伤与暴力》探讨庾信在固有诗歌写作传统不足以再现创伤体验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诗歌语言规则等计谋，实现小我私家庞大情绪的显示。《有诗为证：十九世纪的诗与史》讨论“诗”若何“言志”。《会语言的伤口：晚清抄本〈微虫天下〉中的创伤影象》偏重剖析《微虫天下》若何通过“影象的结构”和“童年的视角”，以小见大地泛起出晚清社会动荡的一面。《水文与影子：关于前后〈赤壁赋〉与两幅赤壁图》一文稍显特殊，主要探讨绘画与文学的关系，一方面强调绘画与文学具有差别的物质载体，因而在显示上存在自身的偏好，这是对抄本文化研究的呼应；另一方面，也剖析图画若何泛起文学作品的内容，这又契合了文学言说性对“若何显示”的关注。这五篇文章所提供的角度既厚实了对详细文本的解读，同时也提供了考察文学史的差别维度。作者强调这部门研究的重点是言说性（“怎么写”），而不是履历（“写什么”），但作者关于创伤影象的叙述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精神剖析的泛起和第二次天下大战的发作，“创伤影象”逐渐成为西方文学理论关注度颇高的研究视角。中国古代王朝更迭频仍，战乱杀戮时有发生，身处其间的文士，与履历二战的人们可谓异代同感。作者故而借用此种视角来考察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相似征象，例如《庾信的“影象宫殿”》一文对庾信履历战乱的创伤体验及其诗歌写作进行了解读。《会语言的伤口》则如文题所言，阐释了《微虫天下》的作者童年时眼见种种血腥场景的影象。除此之外，作者关于古典文学的某些结论也发人深思。作者以为，文学创作是一种基于小我私家体验的艺术缔造行为，文学史因而形成了种种显示传统。文学创作者们既受此种显示传统的滋养，亦有突破约束，不断创新之需要，《有诗为证》中注释古典文学向白话文学递变的缘故原由，即基于这一点。

这本书从话题到视角，都给读者一种“清新别异”的感受。这或许一定水平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精神。现代主义倾向于远大叙事，以一种本质来组织天下，不能入此组织结构的，都是零星的，次要的，甚至是异质的。但后现代主义则指出这种一元本质论是虚伪的，琐屑才是天下的本真面目，结构是基于权力的某种叙事。与此响应，传统文献学的基本假设是，文献总存在相符作者原意的唯一版本。研究工作就旨在甄辨出这一个唯一。有些研究者的研究理念是，古代文学天下就在那里，把它挖掘、清算出来就是，以是写作文学史的目的亦即完成一部能反映文学生长真相的史书。但本书作者关注的是文本的不稳定性，重视文学史中的“次要”因素，探讨中国中古文学视域是若何被建构的。书中贯串着作者对文学史的反思精神，这从其多处使用“尺度的中国文学史/典型的中国文学史/传统的文学史”等用语也可以看出来。而在剖析某段文学史面目天生的缘故原由时，可能亦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例如作者提到后世学者会基于既定的政治明白，选择一篇作品的作者归属，从而阐释文本。“‘身份政治’的私见在作祟，指导读者在作品里看到自己预期会看到的器械和想要看到的器械。”这都是属于“文学史叙事的‘文化政治’”。因此，本书力争通过历史主义的阅读方式，带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并告诉人们，现有文学史熟悉中的许多方面实在是多重主观因素筛选的效果。可以说，作者试图为固化或被困缚住的文学史知识结构解缚，但她并非是否认现有的文学史。她想挑战的是现有文学史叙述中的唯一性和武断性，换言之，她是想把“唯一”酿成“之一”，把一元的文学史酿成容纳多种可能的文学史。

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作为作者思索和立论基本的文本细读。细读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肌理中，对研究工具有深切的认知。作者身居西方的文学指斥界，文中多有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之处，例如上文提到的见诸《庾信的“影象宫殿”》和《会语言的伤口》二文的创伤影象理论，另有使用权力话语理论注释抄本文化的社会政治因素等等。但这并不是一种简朴的拿来，而是基于考察历史从而得出的印证，换言之，不是用理论套质料，而是沉浸到仔细的文本阅读中。这种细读有时是在翻译语境下促成的，正如作者所说，“外洋汉学”的怪异之处在于：“它迫人对眼前的文本细读和慢读。”（“自序”）像《古诗十九首》，其语言看似简朴明了，文本意义却有些艰涩不明。作者以为这与其文法上的特点有关，例如缺乏主语所导致的句法上的不完整，或是某些诗句在时态显示上的含混使人难以区分指向的是现在、已往照样未来。基于这种熟悉，她剖析“同心而离居”一句，读出其中的“而”字既示意并列关系（“同时又”），又表示转折关系（“可是又”）。她对于文法的敏感可能与使用另一种语言（英语）写作不无关系。书面英语尤其注重语法结构的完整性。当作者要将语法结构不甚明确的一种语言中的句子（古典诗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中语法结构严谨的句子（英译）时，自然会对语义的貌浅实深有更多的感想。这与简朴粗暴地套用语言学理论，有着天壤之别。《庾信的“影象宫殿”》则展现了另一种文本细读的方式，即将差别作者的文本联系起来互为阐释。解读庾信的《咏怀》第七首时，作者使用沈约、鲍照和萧纲的诗歌文本作为注解，同时还引用了西晋挚虞为《三辅决录》所作的注释，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也就是作者所提出的“小心假设”，即以细读文本为基础提出假设，而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勇敢假设”。所谓细读，固然是西方新指斥理论的主要特征，但在本土指斥传统里，也是评点派异常善于的处置文本的方式，小到字句，大到结构，常有精彩的解说和独到的剖析。田教授显然也从中获取了资源。正是由于接纳了深入文本的研究方式，才使得该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不会沦为从理论本本主义出发的伪文学史问题。这都证明了文本细读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生命力。但正如中国昔人所说的，不能通群经，就不能通一经。作者对许多问题的探讨，视野坦荡，左右逢源，这也可以看出她普遍的阅读面。因此，细读和泛读，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本书所选文章在遣词造句、叙述方式，甚至思索模式和文章结构等方面都有其特色，可读性极强。或许从书名便可一窥本书的写作气概。“影子”与“水文”的对举，极富文学色彩。用它们来命名一首诗，一本诗集，亦无不能。它们是意象，也是象征的载体。影子并不是一种实体，却显示着实体的存在。水文，或称水纹，作为一种微弱的显示形式，同样也提醒着激起水纹者的存在。这有一种考古学的意味——通过遗物来追溯消逝了的或被遗忘了的历史，正可体现出作者抄本文化研究的性子。文中另有不少比喻让人印象深刻，例如把选本比作容器，形象地解释选本对文学史构建的影响。这种可读性，一直是田晓菲教授著述的魅力之一。

总体而言，这是一本既能知足专业研究者的学术期待，也适合一样平常读者阅读的文集。往深处而言，它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研究方式、新颖看法和学术构建；往浅处说，那晓畅的叙述和写作方式，使得缺少相关靠山知识的读者，也不难进入其叙述的语境。读者无论是赞成或否决书中的某些看法，都能从书中那些深植于文本细读和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提问方式及思索中获得启发。生长于南方吴国的陆机，在西晋灭吴之后，前往首都洛阳，由此对北方文学传统起到了身为外来者才气起到的影响。田晓菲教授历久在外洋从事教学和研究，浸润在“异乡”的文化中，使用双语写作，这些因素或许都使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具有了几分“外来者”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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